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邹通
近年来，“天价彩礼”屡屡刺痛社会神经，成为横亘在乡村婚姻与文明进步之间的巨石。今年两会期间，从政府工作报告到最高法表态，高额彩礼问题被置于聚光灯下，折射出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只有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才能真正为婚姻“减负”，让乡村社会焕发新的文明气象。
关注彩礼“降温”
高额彩礼的存在，已成为许多农村家庭难以承受之重。一些地区彩礼动辄十几万元甚至更高，导致不少家庭为了娶亲而背负沉重债务。这种经济压力不仅影响了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也让许多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
如今彩礼的畸变早已超越传统礼俗范畴，演变为一场多方力量裹挟下的“内卷游戏”。在社交媒体与婚介市场的推波助澜中，“彩礼地图”被明码标价：江西“三十万起步”、福建“百万新娘”等标签化叙事，制造着“低于均价即掉价”的群体焦虑。这种焦虑被资本精准捕捉，婚庆公司、房产中介、汽车销售等产业链合谋，将“有房有车+高额彩礼”包装为“婚姻标配”，使得本应温情的婚恋关系沦为商品交易。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注文明乡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也关注高额彩礼问题。不少代表委员表示，各地治理高额彩礼、塑造乡村新风尚，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还需进一步发力。“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有的年轻人因彩礼过高不敢结婚；有的已经订婚了，却因为彩礼谈不拢‘闹掰’了。”长期关注农村彩礼问题的甘肃省古浪县大靖镇三台村党支部书记李光霞代表说。
贵州省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党支部书记鞠华国代表说，彩礼太高，不光妨碍了年轻人的婚姻幸福，还极易导致一些家庭“因婚致贫”。“在一些单身汉比较多、经济发展也比较滞后的偏远山村，往往彩礼较高。”他说，有的村民为了给孩子结婚，一大把年纪还得出去打工还债。
多地初见成效
为遏制高额彩礼，国家早已出手，去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治理高额彩礼司法解释；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促治，涉婚约财产纠纷增幅回落14个百分点。”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回顾2024年工作时指出。
近年来，各地在治理高额彩礼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一些地方通过设定彩礼上限、构建监督体系、激励文明婚俗等措施，有效降低了婚嫁成本。如甘肃省定西市出台彩礼不超过5万元、婚事酒席不超过20桌等务实举措，广泛倡导喜事新办；在福建省大田县，符合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人还可免费申领“康馨保”。
还有一些地方不断深化移风易俗宣传与教育，通过多种文艺形式和文明实践活动，倡导简约环保的婚俗新风尚，让“低彩礼”“零彩礼”逐渐被更多人接受。广西资源县就探索通过山歌、快板、三句半等文艺形式，宣传抵制高额彩礼，巧妙传递移风易俗理念。
不过在治理过程中，也能看到问题所在，毕竟移风易俗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治理高额彩礼遇到的难题也不少。如河南某县规定“彩礼不得超过3万元”，但民间通过“私下转账”“分期支付”轻松规避，政策陷入“数字游戏”；最高法明确“支持返还彩礼”，但执行中常遭遇“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尴尬，甚至激化家庭矛盾；零彩礼倡导常被讥为“倒贴”“掉价”，传统面子文化与市场经济逻辑的合流，让移风易俗举步维艰。
“去根”才是关键
遏制彩礼“内卷”现象，最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部署破解之策。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更有不少专家提出建议，如通过发展县域经济、拓宽女性就业渠道，让女性获得独立经济地位；弱化“嫁女补偿”的链条，从根本上消解彩礼的经济属性。
今年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继续关注该问题，有的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性建议。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潘家堡镇于家台村党总支书记佟亮代表认为，民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有的老百姓并不了解，还需要在群众中加强针对性的普法教育；司法机关要严惩以索要彩礼为目的的“骗婚”行为。
未来的乡村，不应是彩礼竞逐的“角斗场”，而应是爱情与责任共同生长的沃土。这场文明突围，既需要政策设计的智慧，更呼唤每个个体对婚姻本质的真诚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