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开门、下车”，这组日常到近乎本能的动作，却可能酿成行人、骑车人伤亡的惨剧。媒体报道，广东汕头一起“开门杀”事故中，司机徐某某因未提醒乘客、违法停车开门，致后方来人重伤昏迷，需独自承担152万元巨额赔偿；在浙江台州的案例里，保险公司虽最终赔付受害人25万余元，却曾以“乘客责任不属于保险范围”为由试图抗辩……这些个案背后，是长期以来“开门杀”事故中责任认定模糊、保险赔付缺位、安全意识淡薄的三重困局。
如今最高法拟出台新规，明确“乘客开门致害属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人不得拒赔”，不仅为受害者撑起法律“保护伞”，更标志着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防+制度兜底”的深度转型。
责任认定的“模糊地带”，曾是“开门杀”纠纷的核心症结。过去，此类事故中司机常以“是乘客擅自开门”推诿责任，保险公司则援引“仅保驾驶人责任”条款拒绝赔付，最终导致受害者陷入“索赔无门”的困境。从法律逻辑看，机动车作为高速移动的危险载体，其使用风险本应覆盖从驾驶到乘车的全链条——司机的停车行为、对乘客的提醒义务，与乘客的开门动作共同构成“车辆使用”的完整环节。新规将乘客开门致害纳入“机动车一方责任”，正是正视这一风险关联性的体现。
保险赔付的“及时介入”，是破解受害者“执行难”的关键一招。汕头案例中，若司机徐某某投保了商业三者险，152万元赔偿款本可通过保险分担，而非让个人陷入债务危机；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也证明，当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先行赔付后，既能让受害者快速获得医疗救治资金，也能通过保险机制分摊个人风险。新规明确“保险人不得以乘车人非被保险人为由拒赔”，就是将“开门杀”风险纳入机动车保险的保障范畴，避免了“肇事者无赔偿能力，受害者权益落空”的恶性循环。从社会治理视角看，这一制度设计既减轻了个体责任压力，也强化了保险对公共安全的保障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兜底不等于安全意识“松绑”。司机应牢记“停车即责任开始”，选择安全位置停靠并主动提醒乘客；乘客需摒弃“开门只看眼前”的陋习。
从个案悲剧到制度完善，“开门杀”治理的演进，折射出我国法治建设对民生痛点的精准回应。最高法为新规征求意见，不仅是对法律条文的细化，更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践行。唯有全社会形成“确认安全再开门”的共识，才能让“下车”这个简单的动作担起责任意识，让道路通行更具安全感。
来源：半岛都市报·半岛新闻客户端
